Insomniac

吃午餐时小餐馆的老板说大战纪念馆坐落的土地原本属于马尔福家族，一个臭名昭著的黑魔法家族，他们在那场战争中元气大伤，似乎后人将这座庄园赠给了魔法部，后面便被辟来做了公用。

声明一下，我并不是哈利·波特或者邓布利多或者任何人的追随者，我会在这里是因为Ann在这里，Ann会在这里是因为她想来看这个月正在副馆展出的一批亚洲织物和彩绘，而我想看任何东西。

Ann是出现在我二十五年人生中的第一幅画面。

当时我的身边围了很多人，治疗师肖先生正在为我一圈圈解开绷带，并喋喋不休地重复这场治疗所有可能的风险，比如过度敏感、不存在的感觉和梦视，再比如他们还没有完全搞明白供体对受体可能的影响。肖先生喜欢用笑话说明一切，霍尔姆斯总是嫌他不够严谨，再紧跟着用干巴巴的术语重新解释一遍，还有其他人七嘴八舌的补充和安慰，混着我自己猛烈的血管跳动，各种声音在我耳朵里撞来撞去。然后我看到了Ann，就好像有人突然把收音机的音量按钮调到了零。

她站在所有人后面，双手绞在一起，紧张又警惕，紧紧抿着嘴，像鼹鼠一样探头看过来。她的眼睛大得异常，几乎占了整张脸二分之一，她的眉毛很浓，棕红色的长发在暗光下泛着金属光泽。

对上我的视线，那双橄榄色的眼睛好像睁得更大了。

“嗨，”她说，扯出一个大大的微笑。

 

与我原本的设想不同，纪念馆、纪念碑和雕像群并不在主建筑的位置，而是建在马尔福府背后一片长而平缓的草坡上（我猜想这里曾被主人当做魁地奇场）。原本的宅子被保留了下来，现在也成了景观的一部分，“战争中最惊心动魄的事件发生在这里”，游客指南上这么写着，但是每日限制客流量。

沿路不断有人围过来兜售闪闪发光的廉价珠宝、幸运符、一把一把的死亡圣器项链和其他小摆件，我看一眼就知道是假的，别相信他们。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个无名小卒，我是说，“无明小卒”，我从出生起就没有视力。我在对角巷的药店工作，开门和关门、清扫和整理、阻止一年级新生胡乱拉开抽屉、照着客人的吩咐称量蚂蟥和苦艾。

如果还要再加一句的话，我跟着祖母长大，有一条狗叫鲍比。

然而这个自我介绍现在需要更新了：我曾经是个“无明小卒”。

如果还要再加一句的话，我现在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对于巫师来说，失明从来就不是绝症，至少理论上，因为治疗方法很简单——只需要另一个巫师的一对眼睛就行了；然而这就像说，贫穷从来就不是问题，只要抢别人的就行了。所以，毫无疑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从来都是被明令禁止的黑魔法。谢天谢地，在新领导人半强硬的倡导下，战后魔法界对麻瓜文明的态度有了很大缓和，新世代的学者们从麻瓜的制度那里得到了启发，允许双方达成共识的自愿捐赠。

然而这一切在我二十五岁之前都与我无关，因为我负担不起昂贵的支出。我至今不知是谁将眼睛赠给了我，也不知为何是我，就像我说的，我是个无名小卒，只是有一天斯佩洛医院的猫头鹰毫无预兆地扑进了我的卧室，毫无感情的女声问我是否愿意接受捐赠和一场费用全免的治疗，简直是开玩笑，我是说，谁会说“我不接受”呢。

 

出院后我花了一个冬天和一个春天练习正常人的读和写，贪婪地吮吸着过去二十几年间被我错过的一切文字和画面。我一个下午接一个下午地蹲在公园里，将鼻尖凑近棕褐色的苔藓、微风中颤抖的草梗和树干上的蜗牛，直到脖子僵硬、膝盖疼痛不已。Ann倚在我身后的长椅上，裹着吉普赛式围巾，画蓝色、橙红色和深紫色的天空。

不上班的时候Ann为别人画插画，这些画都和她本人一样，有着细长的线条和古怪但优雅的形状——到这个时候我渐渐意识到了她野兔似的门牙、过分刚硬的五官线条和营养不良般凸出的关节并不被这个社会的主流审美所欣赏，但在我眼中，她仍如第一天一样美得令人眩晕。

直到几个月之后，我才有空想起那位神秘的捐赠者——我并非冷血无情，只是太突如其来的事物从来都让我无所适从。从Ann那里我一点一点抠来了一些情报，但依然少得可怜，一方面她固执地遵守逝者的意愿（多么善良的姑娘啊，Ann）；另一方面，她的确知之不多。办公室的闲谈和茶水间的笑话，这些谣言、传闻与想象糅杂在一起堆出来的线索像是流行小报的周末特刊最爱的前言，年纪很大、带着伤疤，出手阔绰、谈吐谨慎、定制的套装和大衣，曾是显赫家庭的年轻公子，战后一直隐居在英国的——某个地方。

如果连我这样的人都能知道他住在哪里，那还叫什么“隐居”，是吧。

我花了接下来的几个周翻阅报纸的讣告和校友录，怀着一丝近乎异想天开的乐观希冀一场巧遇，这份神秘的好意、我的上帝。然而不久后我发现问题是，战后有太多符合这样描述的人（如果不是确定了性别，数量还要再翻几番），既不够好到被历史记住、也不够坏到被历史记住，就像一滴落进大海的水，迅速消失得无影无踪。

Ann盘腿坐在我旁边的地毯上，长发披在脸前，用黑色水笔一圈一圈画巨大的圆形图案，那像是层层叠叠压在一起的花瓣，循环往复无始无终，过分精密的线条有种恐怖的美感，我只瞥了一眼就不禁觉得晕眩。

每天的报纸用一成不变的字号和字体印着一条条婚丧嫁娶、生离死别，我实在不知道此刻注视着它们的目光曾经属于哪个名字。

几个周后我就放弃了，我对自己说，他已经得到了永恒的安宁，名字不过只是一个遗留在世界上的符号，又能代表什么呢。除了爱你的人，对其他人来说你的名字毫无意义。

另一方面，想到我苦苦挣扎过的全部人生对于他来说只不过是个零头，我就不禁感到一丝毛骨悚然。

在我的想象中他人际淡漠，性格古怪，每日准时在钟声敲响时吃组成固定的三餐；在Ann的想象中他很瘦，高，有深陷的眼窝和锐利的浅色眼睛。

Ann说，“在当地人的信仰里，这个图案象征着轮回、不可预知的死亡、和无所求的爱。”

 

我们在纪念馆门口坐了坐，享受午后的阳光和安静的风，消化胃里的腊肉和香肠。纪念馆是纯白色的，在这样的画面里，很难相信那场战争真的曾经在这里发生过。我厌恶争执、喧闹和一切类似的事，我对处理感情一向相当笨拙，因此我不愿去想它们。

Ann自己去看副馆的展览，我则在纪念馆里慢慢逛着，随便一点什么东西就能让我看上半天。

展厅里有些非常酷的展品，邓布利多用过的冥想盆（没错，就是那个邓布利多，从你4岁开始就会在睡前听到的又长又古怪发音又难的邓布利多）、靠墙放的消失柜（被施了防护咒，为了防止游客钻进去，据说上面的魔法现在依然有效）、能飞的麻瓜摩托车、巨大的银色的公鹿从黑暗中奔跑出来，轻快地从身边掠过。

我俯下身，带着一位合格参观者庄严肃穆的神情阅读消失柜旁边的说明文字，但是我发现消失柜上华丽繁复的花纹更能提起我的兴致，我的视线几乎毫不费力地跟着流畅的藤蔓纹游走，甚至能提前猜到那些栩栩如生的鸢尾和百合花的位置，右边的把手上有道浅伤痕。

展厅里人不多，只有一对家庭和几组情侣，还有一个像是大陆来的女孩，那蓝紫色的眼睛和牛奶般细腻的皮肤带着南欧特有的风情。展厅里的灯光很暗，看什么东西都影影绰绰的，我用力眨着眼睛，一些模糊的光影和水一样的波纹在我眼前闪动。

我眨眨眼睛，直起身，回到近入口的地方等着Ann，我盘算着那花纹一定很合她的口味。

入口旁边的副厅里有面照片墙，挂着哈利·波特从小到大的各种照片，进来时我只是粗略扫了一眼。他好像不怎么喜欢突出自己，上面大部分都是集体照，熙熙攘攘挤了一大群人，然而颤抖的蠕动的黑压压的人头中我总能一眼认出主人公在哪。

一对老夫妇从我身后走过，太太低声抱怨着这里太暗了，她几乎什么都看不清。

声明一下，我这辈子都没有见过哈利·波特，你知道原因的。八岁之前我很喜欢让祖母给我讲哈利·波特的故事，因为这位英雄和我有一样的姓氏。可惜后来我长大了，拼尽全力忙着拯救自己七零八落的世界；另一方面，故事可以永远停在最意气风发的时刻，可惜现实不能。

这么说着，可我还是在照片墙前停了下来。

幅面最大的是战争胜利后的新闻照片，放大、再放大、再放大，尊踞在整面墙的最中央。照片上的哈利·波特看起来比我还要年轻得多，向镜头转过头，似乎下意识想露出一个腼腆的笑，但是随即绷紧了嘴唇，露出严肃的神情。他的绿眼睛太有名，尽管这张照片是黑白的，我好像也能看到那丛林似的幽暗光彩。他的背挺得很直，远看过去，头条标题巨大的H好像正沉沉压在他的肩膀上。

角落里是另一幅照片，看起来是很小的哈利·波特（戴着标志性的眼镜）和另一个更小的男孩，照片上的救世主看起来并不开心，甚至有点惊慌，还有点愤怒，像是被硬塞进了画面里，他们两个的背后还有很多人，三三两两推来挤去。在它旁边是学院魁地奇球队的合影，哈利·波特和奖杯被簇拥在画面最中间，一个没穿队服的卷发男孩总想冲进来，又被队员们大笑着推出去，画面边缘有对情侣在接吻。这张照片里的哈利像是十五或十六岁，头发乱蓬蓬的，得意地向镜头晃着一颗金色飞贼，照相的那天一定阳光很好，明亮的光在飞贼的翅膀边缘滑过。我似乎能看到那天洒了金粉的橙红色夕阳和风中翻飞的少年侧影。

声明一下，Ann买了纪念章别在她的草编包上，还买了一副样式经典的圆眼镜，但是我没有。我尊敬战争英雄，真的，纪念日的时候我躺在床上听着收音机里的演讲也被气氛感染，鼻子一酸，但是演讲结束，鲍比还趴在床头等着我爬起来带他散步、床下塞着昨晚没洗的袜子、我必须在亨利到达之前赶去店里开门，我的生活还是我的生活，就像这样而已。

然而不知缘由的，我的眼中一阵阵发热，泪水止不住地滚落下来。